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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往回倒十年，唐菁还是空军摄影员，每天替飞机拍"遗照"——万一坠机，那张冲洗得发灰的半身照就是遗像。他把暗房当舞台，对着红灯练对白，河南口音把"收到"说成"收刀"，战友笑他"土"。没人想到，这份土味会在银幕上变成硬气，1963年《黑夜到黎明》里他演越狱犯，一路从台中跑到基隆，票房破纪录，评委把金马递给他时，他手还留着暗房里的显影液味，指尖发黄。
陈方更早被围观。1962年"中国小姐"决赛，她弹完一段肖邦，转身摆裙，闪光灯像一场小雪。母亲当场离席，嫌她"把书香门第的脸丢进脂粉堆"。她回家绝食三天，父亲把钢琴锁了，她就把乐谱画成漫画，一张张塞进同学书包——那批漫画后来成了她进影坛的敲门砖，导演说她"眼里有伤"，适合演被辜负的闺秀。
两人真正搭上话，是在《聊斋志异》片场等打光。唐菁嫌头套勒得慌，拆下来扇风，陈方顺手替他别好簪子，一句话没说。第二天，道具组发现剧本空白处多了一行铅笔字：今晚收工，西门町冰果室。字迹被副导演拿去给老板，电懋高层连夜开会：影帝加最上镜小姐，炒成绯闻是免费广告，但唐菁已婚，消息一旦坐实，票房毒药。公司决定"冷处理"，先把陈方外借到日本拍文艺片，再让唐菁去香港拍《铁观音》，以为拉开距离就能灭火。
结果距离成了助燃剂。台北到香港的航空信封，淡蓝色，一周三封，林富美在洗衣筐里翻到，直接寄给报社。第二天，"围巾事件"见报，整个台湾都在等唐菁道歉。他却在记者面前抽烟，说"我只是把围巾借给同事"，烟灰掉在西装上，烫出一个小洞，照片登出来，像把疤钉在脸上。电懋立刻把他"冷冻"，海报从中间撕开，一半贴墙，一半卷进仓库。陈方在日本听到消息，连夜飞回台北，下飞机第一句话问记者："我错在演电影，还是错在喜欢他？"没人敢回答，闪光灯把她脸照得煞白。
官司拖了八个月，法院外每天蹲着两派人：一派举着"道德"木牌，一派举着"自由"纸花。判下来那天，唐菁赔钱了事，林富美拿到离婚书，转头去选市议员，演讲开场永远是一句："我前夫教会我，政治比婚姻更脏。"陈方在走廊尽头等他，递过去一张单程票——不是私奔，是邀请：去香港，从零开始。
香港的日子像把压缩饼干。邵氏片场一天三班倒，唐菁在《特警009》里跳火车，膝盖骨裂，自己拿药酒擦；陈方白天在清水湾写剧本，晚上回北角小公寓煮面，面条里放酱油膏，说是"台式乡愁"。1975年，他配完《上海滩》冯敬尧，收工回家，路上给她带一束路边买的姜花，五块钱一大把，她插在酱油瓶里，香得呛鼻。第二天她写《网中人》祝大结局，把冯敬尧写成"败在一份五块钱的温柔"，收视率飙到91%，TVB把庆功宴摆在铜锣湾，她没去，回家陪他吃泡面。
后来他们拍过赔钱文艺片，也炒过楼市，最穷的时候账户只剩三千港币，两人去庙街摆摊卖旧书，唐菁把当年金马奖座包在报纸里，标价"影帝亲笔签名，一百块"，没人识货。陈方在旁边写春联，十块一副，写完替他揉手腕，像当年片场别簪子，动作轻，却把人钉在原地。
80年代末，他们搬去西贡渔村，开一间进出口小公司，专做非洲木雕。唐菁学会用法语砍价，陈方把木雕裂缝写成故事，印在说明书背面，客人买回去，以为抱走的是一段传说。夜里他咳嗽，她爬起来拍背，像拍一部旧片，胶片已经发黄，但声音还在。
2019年7月，他95岁，在威尔斯医院闭眼。护士整理遗物，发现一张发脆的航空信封，淡蓝色，里面只有一条旧围巾，标签写着"1965，西门町冰果室"。陈方把它带回家，夏天太热，围巾用密封袋装好，塞进冰箱冷冻层。她说，等冬天再拿出来，围一次，就去海边把围巾撒了，"让风大替他收刀"。
故事传回台湾，旧报纸被重新翻出，有人骂了一辈子，有人突然沉默。当年举"道德"木牌的大叔已90岁，在养老院看电视重播《黑夜到黎明》，指着屏幕对护工说："这逃犯后来成了好人。"护工点头，顺手调大音量，片尾曲飘出来，是唐菁自己唱的，声音有点哑，像从冷冻层刚拿出来的围巾，带着冰碴，却慢慢在空气里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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