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润生
富润生(1925-2008)是我国第一代配音演员,从1950年算起,他已配音了二百多部影片。
富润生是满族八旗子弟,听说还是“镶黄旗”贵族。
他自幼酷爱京剧,曾在北京振声国剧学校、长升社科班学、唱京剧。1943年因倒嗓久而不愈转入影剧界。
在上海“圣池剧影艺校”表演班学习,毕业后先后在上海联华等影片公司以及大众、影星、中华、准艺等话剧团任演员。
在《洞房花烛夜》(1942)、《忠义之家》(1946)等影片中饰演角色,在话剧《日出》、《家》、《雷雨》、《秋海棠》、《岳飞》等剧中饰演主角或重要角色。
1950年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上海电影译制厂任配音演员兼导演。
苏联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Ленин в 1918 году》(1939)里的高尔基声音,就是富润生配的。他原来是学京剧的,吐字清晰,嗓音润滑,配音的经验也很丰富。
富润生1957年兼译制导演的。第一部戏是匈牙利片《十块美金Dollárpapa》(1956),与尚华(1922-2005)合导,以后又连续导演了《忏悔》、《道路之歌 》(1955)、《一天的起点Tochka parva》(1956)、《春风野火Ciulinii Baraganului》(1957)、《崇高的职责Высокая должность》(1958)、《黑营Cern'y prapor》(1958)等片。
富润生在那个“斗争”的年代,学到一手绝活,就是修藤椅。
当时上译厂有好多把藤椅年久失修,不仅破旧,而且缝里还有许多臭虫子,暑天时臭虫会出来咬人。
这些旧藤靠椅一直也没人管。富润生自告奋勇,主动担此重任,把坏椅子上的藤全折下来只剩架子。
然后用药水、滚水浇、烫,杀死缝里的臭虫子儿,仔细洗刷干净,吹晒晾干。
再把新藤条泡软后,一根根缠在椅架上,把椅子一把把一丝不苟地缠好扎紧,成了一把把漂亮的新藤椅。
富润生曾经提出配音就是“借尸还魂”的论点。他的观点是,配音是把原来影片中人物的对话、笑声、哭声全抹去了,成为无声。
而我们配音演员要把对话、哭啊笑啊全部补充上去,让原来的尸体又活过来,还人物原来的音容笑貌,把人物的精气神配出来,所以他以“借尸还魂”来比喻配音,很形象很有特点。
上译厂演员1980年代初合影——后排左起:杨晓、杨成纯、曹雷、胡庆汉、严崇德、翁振新、毕克、杨文元;中排左起:程晓桦、周瀚、苏秀、王建新、丁建华、尚华、施融、陆英华、富润生;前排左起:孙渝烽、刘广宁、伍经纬、赵慎之、于鼎、乔榛、童自荣
富润生后来在谈到自己配的两个国王时,他说:“《水晶鞋与玫瑰花The Slipper and the Rose》(1976)中的国王是个不学无术的昏君,连自己国家在地图上的位置都弄不清楚。他过惯了骄奢淫逸的宫廷生活,身体虚弱得连一把宝剑也拿不住,还处处要显示自己的国王身份。所以我在声音造型上力求低、厚、浑浊、嘶哑,发声时显得用力很大,听上去仍感底气不足。在听清台词的基础上,有时带点含糊。”
“而《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1956)中的路易国王是个专制暴君,但他并不张牙舞爪,而是个阴险、毒辣、伪善的老狐狸。我在声音处理上,不强调他的苍老,但发声时力不用足,显得有些虚弱,不过,声音要清晰,语言要利索,话里往往有弦外之音。有时要有气势,带威胁性。”
1980年,他忽然感到自己的声音逐渐嘶哑,声带疼痛,
他一只以为是感冒或是气管炎。拖日延时,病状不减,于是去医院认真查验。
结论:声带癌!
这对配音演员来说,真是致命一击。声音由声带共鸣而产生,声带癌意味着只能“无声无息”。
那时,富润生只有55岁。是与癌症顽强斗争,继续从事配音工作;还是等候天命,“偃旗息鼓”?
他选择了前者。
首先,他积极配合医生,对症下药,不管治疗多么麻须多么痛疼,他都一一照办;并且,彻底地戒烟戒酒,减少对声带的刺激,巩固医治的成果。
另外,富润生没有被癌症所吓倒,而是非常乐观,全身心地继续工作。
石原表面看起来土里土气、猥琐不堪,像个小杂货店老板,可他实际上却极精明、有魄力,是个能左右日本政坛大人物命运的巨富,连日本官房长官也要私下向他借钱……
富润生为达到声音贴切的效果,自己做牙套,垫棉花,含在嘴里练习。
当然,这样是很难受的,他仍然坚持,直到配音完成。他把说话漏风、但语言仍然清晰的缺牙老头,配得极为贴切。
最后富润生既配出了他出身寒微的小市民气,又配出了他叱咤风云的大将风度。
富润生把配音看成是对自己意志的考验,是对疾病的较量。他的乐观,他的顽强,终于战胜了病魔的威胁。
配《茜茜公主Sissi》(1955)中的宫廷大臣,在录音棚一站就是一天,无病者也感到劳累,何况富润生呢!
时间一长,富润生发现自己的声音有嘶哑的感觉,就注意声带的“休息”,不是配音需要的话,他一句话也不说,集中精力把角色配好。
他担心,声音嘶哑会给所配的角色带来损失;也担心配不下去,半途而废,给全组工作同志带来麻烦。
富润生积极治疗,科学合理地保护嗓子,完成了一部又一部的配音任务。从患病至今,他参加配音的影片已有二、三十部。
1985年,富润生到了退休年龄。与疾病斗争的意志,没有退;继续工作的乐观精神,没有减。
他与其他同志来到肿瘤医院病房,进行慰问演出,听到他响亮的声音,看到他乐观的神情,病房里的患者,很受鼓舞。
他们没想到,站在面前的富润生患声带癌已5年,这5年里,从银幕上,电台里,都听到过这熟悉的声音。
形象的力量是巨大的,患者为患者演出,它的内涵是心心相印的。
富润生最终还是在1985年退休,但仍在厂工作,他要求自己为译制片再作贡献,他表示,不管戏多戏少,只要是个人物,都乐于为之配音。
直到1987年才正式离开岗位,在社会上继续着译制导演、配音工作。
《野鹅敢死队The Wild Geese》(1978)里的黑社会头目,只有一场戏,富润生接受了配音任务。
他并未小觑此人,而是寻找了许多资料,了解“黑社会”内幕以及这些头目的习性特点,认真地做案头准备工作;在正式配音前,他还积极参加排戏,拿握人物基调。
一起工作的同志都劝他多休息,因为仅一场戏配音,对经验丰富的富润生来说,临场发挥一下就行了。
但富润生坚决不肯。他一丝不荷、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对疾病的顽强意志,使同行深受感动。
在曹雷导演《斯巴达克斯Spartacus》(1960)时,富润生的嗓音恰好处于良好状态,因而留下了罗马元老院首席元老格拉古这一晚年的佳作。
杨晓是译制厂的青年配音演员,刚从滑稽剧团调来不久,很需要老同志帮助和指导。
富润生乐于助人,抱病指导杨晓,从配音演员任务到方法,从发音到基调,都言传身教。
杨晓第一次配主角是罗马尼亚影片《从地狱归来的人^Intoarcerea din iad》(1983),富润生亲临现场,关心杨晓。配音获得成功,人们称赞杨晓,杨晓说,这是富润生老师指导的结果,功劳应归于他。
患病,乐观顽强;退休,仍作贡献。这就是老一代配音演员富润生的形象写照。
富润生逝世后,按照他的遗愿,不举行告别仪式,遗体捐献医学研究,他真正地做到了“质本洁来还洁去”“化作春泥更护花”。
2017年12月,他的遗作《译影见闻录——兼论译制片配音的艺术》出版,生前的心愿终于得偿,我们也可以在声音里、在文字里继续感受他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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