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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一座具有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自先秦以来，重庆地域文化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融合，逐步形成了以厚重、刚毅、睿智、包容为特征的城市文化。
重庆古称巴，商朝末年巴人参加武王伐纣的战争，于西周初年受封建立巴国，此为重庆建置之始。
公元前316年，秦国伐蜀，灭巴国，设巴郡，张仪筑城于江州，此为重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筑城。
秦朝统一中国之初，迁“秦氏万家”入巴蜀，形成重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移民。
公元226年，江州城得到都护李严的扩建，更城为大城，周围十六里，这是重庆第二次大规模筑城。
隋朝初期，缘于重庆母城在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嘉陵江古称渝水，隋文帝命其名为渝州，重庆简称“渝”由来于此。
北宋时期，渝州更名恭州。1189年（南宋淳熙十六年），宋光宗升恭州为重庆府，取“双重喜庆”之意，重庆由此得名，至今已有800余年。
南宋末年，为构建对蒙古军的防御体系，重庆知府彭大雅以砖石为材料第三次大规模筑城，并以重庆城为中心修筑了20多座山城，形成了独特的山城军事防御体系。
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率军入川，连破数城，至钓鱼城受阻，损兵折将，蒙哥本人也“为炮风所震，因成疾”，不久死于附近的温汤峡。
唐至宋代，巴渝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得到繁荣，佛教、道教等都十分兴旺，今大足区境内规模宏大的摩崖石刻造像群是其真实写照。大足石刻初开凿于唐，盛于两宋，是在我国北方石窟艺术渐趋衰落之时在南方兴起的石窟艺术明珠，集中国石刻艺术精华之大成的石刻群，与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和莫高窟相齐名。
被誉为“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的白鹤梁、位于涪陵区城北长江南岸江中天然石梁上。梁上刻有自唐广德二年(764年)至清题刻163段，石鱼14尾，记录了涪陵地区1200年间72个年份的历史枯水情况，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明洪武初年，重庆卫指挥使戴鼎在宋代旧城基础上大规模修筑石城，这是重庆史上第四次大规模筑城，形成了明清古城九开八闭十七道城门的格局。清代张之洞咏重庆曰：“名城危踞层岩上，鹰瞵鹗视雄三巴”。
明末清初，重庆迎来历史上第四次大规模移民，俗称“湖广填四川”，这次移民带来了文化技术的大交流、风俗的大融合，促进了巴渝地区的发展。内迁到重庆的移民修建了大量会馆，重庆城区鼎盛时期形成了“八省会馆 ”格局，渝中区广东公所、禹王宫、齐安公所三处留存至今，统称为湖广会馆。
明清时期的乡土民居，有巴渝本土的穿斗结构民居、有吊脚楼，也有受移民文化影响的外省风格的民居，还有受到西方建筑影响的洋楼，以及渝东北、渝东南少数民族民居。此外，祠堂、碉楼、学堂、牌坊、古塔、古桥，呈现风格多样，兼收并蓄的特点。
1891年重庆开埠，进一步加强了重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大批外国洋行、领事馆、教会、学堂出现，西方建筑风格与重庆独特山地环境融合，建筑或西洋厚重，或中西合璧，砖石结构兴起，简洁大方。
1929年重庆建市，建设市政道路，开辟新市区，兴建水、电、气设施，奠定了重庆现代化的基础。今天，在渝中区石板坡，还矗立着当年为自来水厂建成而修建的纪念水塔。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华民国战时首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抗战时期留下大批以国民政府遗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驻地为代表的重要史迹。这些抗战遗址，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卓越贡献的史证,也是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历史见证。
建国之初，西南大区机关驻重庆，重庆为中央直辖市。这一时期修建了大量办公、教育、体育、文化活动等公共建筑，传统风格与现代风格相结合，多采用对称布局，气势宏伟。
改革开放后，三峡工程启动，重庆喜迎直辖，重庆人民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拓进取，加快推进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建设，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展现了新时代的新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