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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人画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现实，是中国画发展至改革开放后反思中的一种绘画现象。它是在某种对中国画重新认识之后的深广度上之探索。是一种为了归纳出某类现象本质趋向的主张。陈绶祥就是新文人画的倡导者与理论代言人，新文人画强调的时代性、民族文化性、个性、艺术性的四者结合与综合发展，成为了新时期中国画发展的重要指向。
作为文化学者与美术理论家的陈绶祥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与思索，在中国画的理论研究与教学传播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所提倡的新文人画，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思想与艺术主题，是新时期中国画发展的重要理论之一，为中国画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一部分指明了探索与研究的基本方向。
新文人画作为一种当代中国画形态的美术集群追求，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如今已经变成了多数人的文化共识。三十年来经过画家群体的传承，教育教学与研究机构的培养，使得新文人画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文化认同，其相关理论观点的研究与传承成为了当下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三十年来各类画展的举办和各种主题研讨会的进行，专著、教材、画册的出版，使得新文人画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得以多方位多维度的传播，使得新文人画的文化主张与绘画理念成为了如今绝大多数从事绘画的人共同的艺术追求。
首先提出以“新文人画”作为十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画某方面探索成果的概括，并作为当代中国画的某种追求来阐述，正是陈绶祥。事实上他产生这种想法，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就已经开始了。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文化的重视，陈绶祥先生在中国经济起步腾飞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已经敏感的意识到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迎来了最好的发展契机。此时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就读硕士研究生的他已经开始思考文化复兴的相关问题。对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画的思考，成为了他文化艺术理论研究最中最重要的人生课题。而提出了“新文人画”的主张，就是他苦苦思考了十年的结果。
陈绶祥是新文人画家集群中年纪较长的一位，他出生于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的淮北军旅中。父亲陈兴让是桂系军中一位上层军需官，母亲范琳是四川省最后一任道台范锡朋最小的女儿，是“抗日学生军”中的女将。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中出生的陈绶祥，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变化发展开始了他的一生。
白果巷，这是老桂林人都熟悉的地方。这里是原来桂系高级军官的府邸，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头目都居住在这里。陈绶祥的童年也是在这里度过。如今随着岁月的变迁，当年的军政大员的府邸已经变成了平民百姓的寻常巷陌。
父母的言传身教是陈绶祥走上学问之路最早的启蒙老师，母亲范琳通诗词音韵，在他十六岁外出求学的时候，母亲曾在枕头下面给他留藏了一首诗：“天生劣才尚不痴，以文化成慢雕饰；三十年后自家看，信是前缘旧相识”。直到母亲去世，陈绶祥才在母亲的枕头下发现了三十年前母亲留给自己的诗。这“以文化成”就如同一个铭文，变成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鞭策着他一步步向前，在探寻文化根源的道路上前行。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桂林，改革开放的春风使得这里的文化活动开始发展起来。而最早在桂林注重诗词、美术、音乐等素质教育的当属陈绶祥，很多后来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桂林学子，就是陈绶祥先生在那个时期挖掘出来的。国防大学教授李永林、中山大学教授冯原、广西艺术学院教授伍小东、广西美术家协会主席石向东、广西艺术学院教授黄月新、北京服装学院教授李祖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胡建强等人，就是陈绶祥在桂林带起来的一批文化后起之秀。
由于有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加上天资聪慧，陈绶祥学博而精。16岁开始就经历了舞蹈、音乐等专门学校学习。18岁时，为响应国家的“科技兴国”号召，大学本科又选择了理工科建筑专业，就读于长沙铁道学院。大学期间，由于其优秀的数理逻辑能力得到了著名数学家侯振挺先生的赏识。1968年，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年仅24岁的陈绶祥到陕西宝鸡铁路工作，开始了西北十年的“养路工、桥隧工、技术员、中学教师”的经历与生活。使得他“脱胎换骨”和“洗心革面”，由一个“无丈夫气有童稚心”的白面书生变成了一个敦实的“北方汉子”，由一个尖刻敏锐而又有点惶惑的内向型青年转化成了一个随和宽厚而又不失坚毅的外向型中年人。
陕西的风土人情孕育了青年时期的陈绶祥，在与铁道结缘的十年时间里，他表现出了强大的艺术创作能力。在音乐方面，他能弹、能创、能演，直至1978年考取研究生之前，创作了大量与铁道有关的音乐作品。在美术方面，他先后拜过帅础坚、黄槎客、黄独峰、石鲁为师，在西北最困难的时光里，石鲁成为了他的忘年交，对他后来在中国画方面的理论研究与绘画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78年，陈绶祥作为文革结束后第一批研究生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术系，在王朝闻、蔡若虹两位先生的指导下研究中国美术史，同班同学有邓福星、水天中、郎绍君、刘晓纯、丁羲元、苏东天、陈醉、翟墨、蔡星仪和顾森。后来许多为世所知名的理论家和画家如薛永年、刘龙庭、杜哲森、刘曦林、杨力舟等均是他的“同年”。在三年研究生学习中，陈绶祥重新思索了许多关于中华文化的基本问题，他决定将后半生投入对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之上。他选择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华文化课题，有关中国的龙、中国彩陶、中华民居、中国民间美术等课题，最后，他驻足于中国书画并从中国绘画史中找到了鉴古观今的方法，选择了中国画作为弘扬中华文化的主要阵地。并高举“新文人画”的旗帜作为当代中国画的努力方向。
研究生毕业后，陈绶祥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工作，几十年的美术史研究生涯中，他先后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古代研究室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等职，任主任、编委并参加撰写的有《中国美术史》（十二卷）、《中国民间艺术全集》（十四卷）、《中国民间艺术》（二卷）及任“九五”规划国家重大科研课题《中华艺术通史》（十四卷）副总编。曾获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等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
（问题：您能否给我们讲讲您和陈老师之间上学时候的趣事，是否有鬼才这一说法？我们知道您和陈老师都参加了《中国美术史》（王朝闻总主编，邓福星副总主编）和《中华艺术通史》的编纂工作，当时具体情况是如何呢？在美术研究所工作期间有没有好玩的事情？“搅屎棍”例子）
1988年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个龙年，陈绶祥先生由于其研究文章《中国龙》的广泛影响，被中央电视台采访的第一个文化学者，《中国龙》挖掘了中华文明之所以形成，是由于中国特定的地域特征更适合于种植、采集与定居为主要特征的农耕文明。而关注天时、物候与人类的生存状态的关系，是农耕民族赖以生存的必要手段。在关注人与自然的交流与接触中，善于分类的远古先民把人生存的周围动物分为鸟、兽、虫、鱼四大类，他们与人类一起组成了地球上的生灵。鸟的爪、兽的头、鱼的尾、虫的身成为他们区别于其他类别的最主要特征，中国的龙是人心所造之象，正是以这四类动物的最主要特征组成的。
从1992年《遮蔽的文明》一书的出版开始，引发出了追寻中华文化的热潮。直到2017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再版之前，该书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以至于网络上出现了《遮蔽的文明》复印版热卖的现象。陈绶祥先生对中华文化的研究却从未间断过，2015年起，陈先生于71岁高龄还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签下了出版《中华文化思索讲义丛书》的合约，该丛书共十册，涉及了农业文明、国画、汉字（书法）、文房四宝、素质教育等多方面的内容，堪称是对中华文明发展几千年所形成的文化样态进行一次深刻的文化思索与深层梳理。
在《中华文化思索讲义丛书》中，丛书的第二本叫《国画是什么》，是一本关于中国画的论著，文中从原始彩陶上的图符说起，认为彩陶上的图符是文字尚未形成之前，中国先民集群交流与交往的媒介，是蕴含着社会共识的观念性符号。而这种符号亦可称之为中国画最早的发端，中国画在其发展的历程当中，一直没有摆脱表述社会观念这一重要的社会功能。故而陈绶祥先生认为，国画是用形和色来表述社会文化观念的平面图符。这是站在文化的高度上对中国画下的定义，这既是包含了国画作为一种民族文化表率的特征，同时又避免了把中国画等同于水墨画等局限于工具材料划分方法，强调了绘画的民族性与精神性。
而对于中国画相关问题的讨论，是陈绶祥先生几十年来坚持研究的课题。自2002年以来，先后出版了《国画讲义》、《国画指要》、《国画教程》等关于中国画论述的专著，较为系统的论述了中国画的生发、传承、变革等问题，在文化认知、历史履迹、语言系统、审美体系、人文品格等方面，全面的阐述了中国画作为一种文化表率的重要作用，并对当下语境下如何传承与创新中国画提出了时代性的思考。而自1997年至2016年，由其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关于国画各领域的专题研究在业内都有较高的建树。
宋代苏轼评王维的诗画曾有著名的论断：“味摩洁之诗，诗中有画；观摩洁之画，画中有诗。”自此而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就成为了文人画的传统。由于宋代以后文人士大夫阶层介入绘画，使得绘画由工匠技艺转化为一种文化创造。这也就改变了中国绘画后来发展的轨迹，演变成了讲究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文化品格追求。宋元以后，画家赋诗与画上题诗也就成为了中国绘画的传统。陈绶祥由于其深厚的文史功底，常常在绘画作品上大题诗文，其诗多以破除名实之相的哲理幽思见长，文字朴实坦荡，多数使用俚语俗语来说明深刻的道理。配以其素朴的绘画笔墨特点，形成了诗画相彰、耐人品读的艺术风貌。
陈绶祥国画作品中有重要的部分都是讲中国画理的，画面一反红花绿叶的常态，而是使用绿花红叶或者墨花红叶，他这种做法目的是破除人们的实像观念，表达的是“画”是一种文化创造，与具体“物”的“色”没有必然关系。事实上他这个理念是继承了宋代苏东坡的“朱竹”的思想，当绘画是一种文化创造，它的形与色都是人文观念与意趣追求的结果。在当今绘画引进西方绘画方法与观察方法极度流行的当代美术中，画“东西”成为了大多数从事绘画人目前的境地。而由画“东西”到画“画”的过程，必须破除实体色相而转化成文化创造的内在升华。所以在陈绶祥的绝大多数绘画作品中，他配以朴实的诗文解说国画的理义，这在当今的画坛，是绝无仅有的。
陈绶祥先生画作质朴无华，精神饱满、气韵生动。尤其突出的是，作画必题诗文警句，在是非混淆的当代文化现象中坚持自己的立场，保持清醒的认识。把绘画放在文化的高度上认识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于当今的画坛实属稀有，在文化冲突的当下固守着民族文化的立场。题画内容多是正文化之本，树大我之心，明民族之志。所题诗句多是立文化命脉、张文化品格的肺腑之言。于当下中国画的教学与创作，诚有警世恒言之功。为武功文治之“文”正其本源，发其眇徼，立民族“文心”、宣中华“文命”、传中华“文学”、开后学“文化”，吐哺之心，其天可鉴。
早在1982年，陈绶祥在纪念石鲁先生的文章中便以“从石鲁谈到新文人画”为题，讨论了民族绘画的发展途径，后来，这些基本观点他又写入了石鲁画谱的序言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他逐渐清晰地明确了“新文人画”的追求，是民族文化在当代发扬与壮大的关键。
1998年，张晓凌主编了《中国当代美术现象批评文丛》，陈绶祥主笔的《文心万象——新文人画艺术》是该文丛中重要的一本，该书是第一本关于新文人画的理论著作，较为全面的论述了新文人画的理论定位与发展历程。文中认为，新文人画是当代画坛上最引人注目的中国画发展现状之一，是中国绘画中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打破地域、风格界限的绘画集群，是本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画探讨现状的反思，是为创造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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